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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汉墓!马王堆3号汉墓“告地书”

导读:本文关于马王堆汉墓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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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傅敏怡Michael Friedrich著,李婧嵘译

(汉堡大学 德国汉堡)

[摘 要]介绍了不同学者对马王堆3号汉墓“告地书”的释读,分析了马王堆3号汉墓“告地书”的相关问题.同时,借助不同基地出土的“告地书”的文书格式、遣策和“告地书”的关系、“告地书”中的规范用语“敢言之”、“自言”等内容来归纳概述了“告地书”的特征.

[关键词]马王堆3号汉墓;“告地书”;“敢言之”;“自言”

[中图分类号] 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 2010)04-0042-06

据新华通讯社2007年12月6日报道,谢家桥1号墓墓主人身份证实为一位名字为“恚”的女性贵族.谢家桥l号墓位于湖北省荆州市沙市,从2007年11月20日到2007年11月29日,考古人员对该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椁室东边厢的文物清理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扎竹简,用丝绳捆装完好,放在丝囊中,共有208枚竹简和3枚竹牍.据新华社的报导,这批竹简的内容主要有“告地书”和遣策.①

辛追:马王堆汉墓发掘

“告地书”这种类型的文书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但是,到目前为止,在7座秦、汉的墓葬中出土过与之相类似的“告地书”文献.学者认为这是一种与阴曹地府沟通的文书,宣告死者从人间来到冥界.中国学界将此类文献命名为“衣物券”、“文告牍”、“告墓书”、“告地下书”、“告地策”和“告地书”.现在学者普遍使用“告地策”和“告地书”这两个名称作为这类文书的通用名称.“告地书”可用以推论中国古代深玄的来世观念,然而,关于它的具体含意和作用还远未认识清楚.

在已经出土的“告地书”中,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告地书”木牍是最为有名的.1974年7月刊的《文物》发表了该“告地书”的摹本,即“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辰家丞奢移主藏郎中移藏物一编害到先撰具奏主藏君”.

1981年,余英时照此摹本将“告地书”翻译成英文:

On wu- ch&,acute, en [24th] day, second month,the twelfth year [of Emperor Wen.s reign, 168 B.C.] Household Assistant named Fen to Lang -chung in Charge of the Dead:A list of mortuaryobjects is herewith forwarded to you. Upon receiv-ing this document please memorialize without delayto the I,ord of the Dead.

余先生认为“告地书”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即:

“家丞奋”正在向地下世界的某个与其职位相对应的官吏报告新死者的到来,而“主藏郎中”和“主藏君”则是地下世界的主管官吏.①

后来索安(Anna Seidel)和其他西方学者,接受了该种解释观点,并成为了一种主流观点.②但是,陈松长先生在其分别写于1994年和1997年的《马王堆三号汉墓木牍散论》和《马王堆三号汉墓纪年木牍性质的再认识》两篇文章中,提出了新的论证,认为马王堆3号汉墓木牍不应当定性为“告地书”,而应当称为“读遣验对”木牍.③下面,我将总结陈先生的观点,并且参照其他“告地书”,然后将这些“告地书”与马王堆3号汉墓木牍进行对比.所参照“告地书”目录参见附录.

马王堆3号汉墓

1.马王堆3号汉墓“告地书”的释读

与余英时先生和其他学者观点不同,陈松长先生试图证明,马王堆3号汉墓“告地书”并不是讲给冥府里的阎王听的,而是讲给参加葬礼仪式的人听的.陈先生的论证立足于传世文献,以及对“告地书”内容的不同解读.

在其文章中,提到了《仪礼·既夕》所记载的古代中国一位普通官员死后的丧葬仪式,它详尽地描述了葬礼仪式中的棺材、祭品和随葬品是怎样被运送到圹地的.丧葬仪武中,参加葬礼的宾客所赠送的礼品都将“书遣于策”而且陈列给大家看.奠礼结束后,由“主人之史”唱读娟赠的清单,即“读厢”,同时有人“执笄”以验对厢赠内容的实际数目.在送葬队伍行至圹地并下棺之后,就开始进行随葬品的安放,即“藏器于旁”、“藏苞筲於旁”.

据此,陈松长先生将马王堆3号墓“告地书”的第27个字释读为“质”而非“撰”,并且根据颜师古对《汉书》所作的注释中④存在将“质”解释为“对”的情况,他把“质”字解释为“验对”的意思.⑤因此,马王堆三号墓木牍就是“读遣验对”的记录.陈先生另外引证了马王堆3号墓中的另一块木牍,其上写有“乙笥凡十五物不发”,按照陈先生的理解,这正是在验对遣策内容的过程中临时做出改变而所作的记录.⑥最后,对“告地书”中出现了3次的“腻”字,陈先生并没有按照通常的习惯读为“葬”,而是释读为“藏”,并认为其字义就是《仪礼·既夕》中“藏器于旁”的“藏”字之义,即“埋藏”的意思.⑦因此,“告地书”里的“主藏郎中”和“主藏君”应当被分别理解为主持埋藏随葬器物的郎官和主持葬礼仪式的人.

根据陈先生的理解,“告地书”应当按以下方式断句:

十二年乙巳朔戊辰,家丞奢移主藏郎中,移藏物一编,言词先赁,具奏主藏君.

即汉文帝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家丞奋”将随葬器物清单呈交给“主藏郎中”,“主藏郎中”则按清单验对宴际数目.之后,“主藏郎中”将验对的结果仔细地上报给“主藏君”.

2. 谁才是真正主持丧葬仪式的人?

据《,义礼·既夕》记载,在“主人之史”唱读随葬器物清单后,由“君之典礼书者”即“公史”再次进行唱读,并且“至于邦门,公使宰夫赠玄薰束”.在《仪礼·既夕》的“记”文中,对这一内容作了扩展说明,“君视敛,若不待奠,加盖而出”,“不视敛,则加盖而至,卒事,.这种要求君主亲自出席或是由大臣代表君主出席臣子葬礼的规定,一直延续到秦汉.如《汉书,高帝纪》载高祖二年令:“高祖八年十一月,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楷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长吏视葬.”从该令可见,士兵在服役中死亡的,必须送回其家乡安葬,并由“长吏视葬”.⑧如普通士兵因服役中死亡由“长吏视葬”,那么,在同样的情况下,这一规定肯定适用于诸侯王、列侯.可参见公元前148年的一条令:“二年春二月,令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国,大鸿胪奏谥、诔、策.列侯薨及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谥、诔、策.王薨,遣光禄大夫吊裢、祠、赠,视丧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吊祠,视丧事,因立嗣.其葬,国得发民挽丧、穿、复土,治坟无过三百人毕事.”①该条令对诸侯和列侯的葬礼作了详细的规定,由君主的使臣“视丧事”并对其继承人进行受封.此令除意图控制丧葬仪式这样的重要活动之外,其最初的目的应该在于限制葬礼的费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必须有人“视丧事”的葬礼仪式规定之前,朝廷代表就从没出席过诸侯王、列侯的葬礼.

在此,借助《汉书》中的事例对于以上情况进行引证:“及建母死,贫未有以发丧,方假黄服具.陆贾素与建善,乃见辟阳侯,贺日:‘平原君母死.’辟阳侯日:‘平原君母死,何乃贺我?’陆生日:‘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义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诚厚送丧,则彼为君死矣.’辟阳侯乃奉百金税,列侯贵人以辟阳侯故,往赙凡五百金.”②从该事例可见,吕后时期(前187-前180年),即使是一个只有贵族头衔的母亲的丧事也看作是重要的事情,她儿子虽然贫穷,但在葬礼之后经人劝说,捐赠了100块金子用以添置母亲丧事的葬衣.列侯贵人参加葬礼,捐赠了另外500块金子.对于参加者来说,葬礼应该是重要的场合,用以显示他们的地位和财富或两者之一.

我们仍不知道谁是马王堆3号汉墓的主人,我们也不确知西汉早期诸侯王、列侯的礼仪、风俗,所以可能是某些诸侯王、列侯试图模仿皇帝的建筑、礼仪等等.但是,由于马王堆3号汉墓的遣策中提及了“受中”和“临湘家”这两个名称,墓主人与长沙国王或 朝廷应有某种关系.③所以,“主藏君”很有可能指的就是长沙地方王室或长安 朝廷派出的一个“视葬”代表.④

“告地书”类文书内容结构分析

1. 文书格式

借助于《居延汉简》中的一种文书格式,陈松长先生尝试解释马王堆3号墓“告地书”中两次出现的“移”字.他认为,第二个“移”字是“所移”在语法结构上的省略.但是,他所引用的《居延汉简》的语境显示,这两者间是没有可比性的.⑤尽管在这一点上,陈先生的论证并不让人信服,可他所指出的文书格式却与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有关.这种文书格式用于上行文书的封面,它的结构可按以下方式表示:

【时间】

【发送人】

敢言之

【内容(可有可无)】

【常用副词:大多数情况下为谨,有时为速、写或其它】

【不同类型的文件:劾状、名籍、簿、应书、爰书】

一编

敢言之

通览由谢桂华等人编撰的《居延汉简》,我发现有28份文书完全依照这种文书格式书写,另有28份文书虽有部分文字残缺,但极有可能也是按照这种格式书写的.⑥“一编”很明显是指的“一份文件”,但有些例子中,一编指的是两份或者更多的文件.

对照这种格式,就会发现马王堆3号墓“告地书”除了第二个“移”字之外,它还有更多的特殊之处:没有起首和结尾部分的“敢言之”;“一编”没有放在上行文书名之后,而是放在“藏物”之后;“主藏君”是接收人,而该种类型的文件大都是没有接收人的(这可能是因为封面和文件从未分开);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与马王堆三号墓“告地书”相关联的其他文件缺乏,因为遣策藏在椁室西边厢.可是,在椁室东边厢却发现了其他的文字资料,即漆匣中的简帛文献.

2.“一编”还是“一编书”?

在先秦和秦汉初期的传世文献中,词语“一编”不见于记载.但张良与黄石公的故事却是一个例外,故事的 部分,张良因为早起而得到了“一编书”,即《太公兵法》.“一编书”这种措辞方式早在7世纪已不常见,因此,当时的学者颜师古觉得有必要对其进行解释,他将其解读为“编谓联次之也,联简牍以为书”.

由于以“书到”开头的四字短语在汉代文献中很常见,所以,马王堆3号墓“告地书”就不太可能断句为“移藏物一编书,到先质”.当然,也有可能是“书”字之后的重文符号忘记标出或是已经消失了.那么,“移藏物一编书”或可解释为“移送随葬品和书册”或“移送作为随葬品的书册”.

3.“告地书”中的规范用语“敢言之”

高台18号墓位于纪南城(古楚国都城“郢”)墙东100米处,该墓出土了一块木牍“告地书”,在这份“告地书”中,“敢言之”位置均符合格式要求:

木牍正面:

【时间】

【发送人】

敢言之

【内容】

书到为报

敢言之

【时间】

【发送人】

敢移

【接收人】

亭手

木牍反面,底部左边:产手

这种文书格式与公元前2世纪中期之前的汉朝 文书格式相对应.正如纪安诺( Enno Giele)分析:在简文反面左边底部签字的官员所写的信息与决定,由其他中间官员添加.①甚至“安都”这个引起冥界联想的地名已被辨认为一个公元前176年建立的短暂侯国.②也就是说,高家台18号墓“告地书”类似于公元前173年签发的一份普通文件,向负责的长官提出请求更换“受名数”.

孔家坡8号墓出土的“告地书”在形式上与高台18号墓所出的“告地书”相近,它在起首处有“敢言之”,内容是请求接收人“受数”,并且在木牍背面有署名.然而,与其它一些“告地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孔家坡8号墓“告地书”内容上的不完整,因为给死者陪葬的侍从和随葬品清单并没有出现在动词之前,“敢言之”也仅仅在起首处出现一次.此外,第二部分(可能由不同的书手所写),作为接收人的是“地下丞”.孔家坡8号墓“告地书”中有“移地下丞”,这似乎是惟一的例外,因为向地下世界提出请求的惯常写法是用动词“告”.③

由于谢家桥1号墓“告地书”只有一部分已经发表,因此,目前尚不能对“敢言之”在其内容结构中的用法做出任何推论.

2.提及地下世界“告地书”的文字资料

许多“告地书”都是明确地指向地下世界.它们也使用规范用语,即用“敢告”或“敬告”向地下官员报告.

这种指向地下世界的“告地书”有三种,如果陈先生的观点被认可,那么有四种“告地策”属于该种类型.它们分别出土于:毛家园1号墓、凤凰山10号和168号墓,这三个墓葬都位于古楚国都城的南部,另有位于江苏的胡场5号墓.前三个墓葬出土的“告地书”都以“敢告”或“敬告”开头,只有凤凰山168号墓“告地书”结尾处也出现了“敢告主”,而凤凰山10号墓“告地书”结尾没有“敢告”或“敬告”;毛家园1号墓“告地书”只有部分发表,还不知晓其结尾处是不是有“敢告”或“敬告”.而且与“敢言之”相同,这三种“告地书”也是以不同的措辞方式列出了死者陪葬的侍从和器物清单,这些清单有时是其他第三者介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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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场5号墓“告地书”比较特殊,不仅因为它的年代(公元前70年)较晚,以及它的出土地点远离古楚国的中心,而且它的内容是报告一起法律案件,这使得它在某种程度上与高家台18号墓“告地书”相似.胡场5号墓的墓主在青年时期就死去了,男性死者的年龄大概在30岁左右,女性死者则可能未满20岁,因此,早期考古发掘报告的编辑者推测墓主死因是受到了刑罚或是 .此外,胡场5号墓“告地书”中作为接收人的“土主”这一名称在同一时代的文献中不见记载.最后一点,胡场5号墓“告地书”第二部分的起首处(只记载了年份)使用了汉代文献中常见的程式化语言:“承书从事如律令”.①这常常是在上级行政机构指导下级行政机构的情况下才予以使用.胡场5号墓明显没有列举任何随葬物品,只是指出了一个法律案例,也许是为在“移诣穴”的一个诉讼备案.

3.术语“自言”

“敢言之”和“敢告”、“敬告”这两种程式化用语均与法律术语“自言”(加上)相连用,②“敢言之”的例子可见谢家桥1号墓“告地书”和高家台18号墓“告地书”,“敢告”或“敬告”的例子可见毛家园1号墓“告地书”和凤凰山168号墓“告地书”.在所有的例子中,这种连用格式如下:

【时间】

【发送人】

敢言之或敢告或敬告

【自言为主语的其他人】

自言

【随葬奴婢或器物】

【等】

就高家台18号墓“告地书”和凤凰山168号墓“告地书”而言,随葬品证明“自言”者就是墓主.毛家园1号墓“告地书”也有这种可能性(该墓的初步发掘报告就提出了这种意见);对谢家桥l号墓“告地书”来说,“自言”者是墓主的儿子.这意味着,这些“告地书”最初与随葬品和葬礼有密切的联系.

4.遣策和“告地书”的关系

遣策和“告地书”出土的时候连接在一起,并存于三座墓葬之中,如凤凰山10号墓的遣策内容和“告地书”是写在同一块木牍上;谢家桥1号墓的遣策和“告地书”装在同一个丝袋中;高台18号墓则是和三块木牍绑在一起,其中一块写的是接收人的地址,另一块则是人物清单,与“告地书”中出现的人物相同,最后一块则是遣策.这种现象不应当仅仅是巧合就可以解释的.在凤凰山168号墓中,遣策和“告地书”放置在椁室的边厢,其中还有一些遣策的散简,这些散简原来应该是和“告地书”放在一起的.毛家园1号墓中遣策和“告地书”的放置位置仍不清楚.孔家坡8号墓中没有发现遣策,但是其中六个奴隶,一架有华盖的马车,三匹马的数字记录与“告地书”中的记载相符合.只有胡场5号墓和马王堆3号墓的“告地书”没有与遣策直接连在一起,胡场5号墓没有遣策,而马王堆3号墓的“告地书”则与遣策在空间上分隔.

三“告地书”特征概述(请参见表格1)

即使表格中“告地书”的数目较少,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些尝试性的结论.

从表格中的“告地书”中,可见“告地书”应该有两套规范用语:其中一种基本上模仿了同时代行政文书书写风格(“敢言之”);另一种大概采用了已经不通用的古语,以向冥府的官员直接、虔诚地表示敬意(“敢”或“敬告地下”).另外,有些“告地书”的内容结构很混杂(孔家坡8号),其他如胡场5号墓的“告地书”与法律案件有关,但几乎所有的“告地书”在某种程度上都与随葬品和遣策有关联.这也就引证了纪安诺(Enno Giele)的推断,即“告地书”最初是作为随葬品清单的封面.①另外,已经出土的“告地书”出土位置的地理分布比较广(5个发现于湖北省南部属古代楚国国都的地域,1个发现于湖北省中部,1个发现于湖南省,1个发现于江苏),且这些“告地书”的时间跨度也较大(7个居于公元前183年一公元前142年之间,1个是公元前70年),这也许是出土的“告地书”之间存在显著差别的原因.但是,高台18号墓和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的两份“告地书”在写作时间上只相差7年,在地理位置上只相差500米的距离,可它们却各自代表了一种“告地书”的类型.这一现象可能正好反映了由于背景、地位和葬礼风俗的不同而使得“告地书”存在差异.

表格还显示了马王堆3号墓木牍与所有其他出土的“告地书”明显不同.极有可能,就如马王堆墓葬一样,马王堆3号墓木牍是独一无二的.除开“移”字,再也找不到与其他“告地书”的用语规范一致的地方.所以,马王堆3号墓木牍不应当归类为“告地书”.当然,如果马王堆3号墓木牍是有意放在墓的东边厢,则它就是整个墓葬的一个构成部分,也就必须在这种情境下对它进行解读.当然这也适用于其他最初因为不同目的而使用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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